编者按聚合财富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硝烟散尽，岁月荏苒，但历史的回响依然激荡在民族记忆的深处。四万万人齐蹈厉，同心同德一戎衣。十四年浴血抗战，万千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筑起拯救民族危亡、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，展示了天下兴亡、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，视死如归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，不畏强暴、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，百折不挠、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。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，不仅是驱逐敌寇、光复山河，更是人心的洗礼、精神的重塑。
“欲知大道，必先为史”。抗战史，浓缩着我们国家涅槃重生的关键一程，蕴藏着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不绝不衰的精神密码，以及我们进行“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”的制胜法宝，值得不断挖掘研究。西城区融媒体中心、区党史办、区档案馆联合在《北京西城报》开设“西城抗战记忆”专栏，传承红色记忆，照亮继续前进的征途。
本期让我们循着西城名人故居的脉络，聆听那些永不消逝的抗战回响。
在西城，名人故居如散落于历史长河中的璀璨明珠，默默诉说着往昔的风云激荡。这里有梅兰芳庭院的窗棂，映照着蓄须明志的坚毅身影；有郭沫若书房的砚台，浸润着《屈原》剧作的热血呐喊……岁月更迭，如今这些青砖灰瓦的院落成了永不屈服的精神高地。本期让我们循着西城名人故居的脉络，聆听那些永不消逝的抗战回响。
展开剩余90%鲁迅图书馆一隅
鲁迅，1881年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（今绍兴），本名周树人，他不仅是著名文学家、思想家，更是伟大的革命家、教育家与民主战士，在新文化运动和抗日战争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。
鲁迅
以文字为刃的抗争之路
坐落于阜成门内宫门口二条19号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故居，是一所典型的北京小四合院。1924年春，鲁迅亲自设计改建这座院落，同年5月迁居于此。在这里，他度过了两年多的时光，直至1926年8月，他因局势变化南下，留下他的家人在这里居住。此后的十年间，鲁迅作为自由撰稿人，为报刊写了大量杂感随笔，坚持早年形成的改造国民性信念，抨击专制政治和社会丑恶现象。
1931年4月，为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左联五烈士的暴行，鲁迅冒着极大危险，与冯雪峰等共产党人一起秘密编印了《前哨·纪念战死者专号》，揭露和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，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空前的反响。
1931年9月18日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日本关东军入侵中国东北三省。面对国难，鲁迅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核心成员，迅速投身到抗日斗争中。其间，他参与起草了《告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们》等重要宣言。
1935年12月9日，“一二·九”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爆发，鲁迅在《“题未定”草（六至九）》中写下这样的赞叹：“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，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，还明白如此。”还说：“诚然，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，不明史法，不解在瑜中求瑕，屎里觅道，但能从大概上看，明黑白，辨是非，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。”鲁迅掷地有声地写道：“石在，火种是不会绝的。”
寻求联合民间反抗力量的努力和立场原则，伴随鲁迅一生的文学活动。直至1936年他离世前夕，在组织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，坚持于“国防文学”口号之外另提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口号，表明在抗击日本侵略的统一战线中坚持“左翼立场”。
随着民族危机步步紧逼，鲁迅深知仅凭左翼力量难以凝聚全民抗战的磅礴声浪。1936年，他提出“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”口号，既高举抗日旗帜号召进步力量并肩作战，又坚定捍卫无产阶级在文艺领域的引领权，同时警惕极端化倾向，倡导灵活包容的创作环境。
同年，他还参与发起并签署了《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》，呼吁全国文艺工作者摒弃门户之见，团结一致，共赴国难。这份宣言得到了包括巴金、老舍等在内的众多作家响应，在当时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宣言发表于1936年10月1日，而鲁迅在18天后便与世长辞。
14年抗战岁月里，鲁迅虽参与了其中5年，却以笔为戈、以文铸剑，在文化战场上掀起惊涛骇浪。这5年间，他的笔从未停歇，唤醒无数国人的抗争意识。鲁迅还甘当“人梯”，助力萧军的《八月的乡村》、萧红的《生死场》等抗战文学作品问世，让大众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东北沦陷区民众的苦难与不屈。同时，他全力推动木刻运动，催生了李桦的《怒吼吧！中国》这一美术经典，深刻诠释了民族危亡时刻国人的抗争意志与必胜信念。
宋庆龄故居门前聚合财富
宋庆龄于1893年出生于上海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、国家名誉主席，伟大的爱国主义、民主主义、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。她积极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呼吁团结御敌，以卓越影响力为抗战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。
宋庆龄
以“盟”为舟架起援华桥梁
宋庆龄同志故居位于后海北沿46号，宋庆龄自1963年4月乔迁于此，一直工作、学习和生活到1981年5月29日逝世，度过了她人生中最后的18年。
在宋庆龄同志故居“宋庆龄生平展”内，其中第四部分“抗战保国”章节生动展示了她在抗日战争中的突出贡献。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国民党政府推行不抵抗政策，坚持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方针，宋庆龄进行了为争取国内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坚决斗争。她发表对政治局势的意见，推动实现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开展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斗争，并领导了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远东会议上海筹备委员会的活动。她坚信“中国是不可征服的”，要求国民党与一切抗日力量相团结，努力促进中国人民一致抗日。
1938年，战火已蔓延至中华大地的更多角落，宋庆龄深知，仅凭国内力量难以满足抗战的巨大需求，于是她在香港毅然成立保卫中国同盟。她凭借广泛的国际影响力，向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形势，募集到大量药品、医疗器械、食品等物资，有力支援了八路军、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力量。
1939年春，宋庆龄牵挂着约300万之众的战灾儿童的命运，为此，保卫中国同盟发起了一个为战灾儿童服务的运动。1939年3月28日的开幕式上，宋庆龄慷慨激昂地说：“现在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战灾儿童。其中有的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牺牲的战士的遗孤；有的是被空袭炸死父母的子女……”最后，她以极富感召力的语言，向全世界人民呼吁：“请你们把对中国的同情心表现在帮助保存中国未来的有生力量中。”
在宋庆龄等人的努力下，各种募捐活动取得很大成功，筹得了数量可观的保盟战灾儿童基金，使不少保育机构得到援助，更多的战灾儿童得到了救济和照护。
郭沫若故居牌匾
郭沫若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沙湾镇，原名郭开贞，诸多笔名中，“郭沫若”最为人熟知。他在文学、史学、考古学、社会活动等诸多领域皆建树非凡。抗战爆发后，他毅然归国，投身救亡。
郭沫若
“别妇抛雏”回国抗战
郭沫若故居位于前海西街18号的郭沫若纪念馆，总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。1963年11月，郭沫若搬到其东侧的中式四合院。这里成为了他晚年写作、生活的地方，也是他与科学文化艺术界沟通往来、接待海外友人的场所。直至1978年6月去世，郭沫若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15年。
在郭沫若纪念馆的第二展厅里，“抗战洪流”篇章生动展示了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激昂岁月。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他毅然抛下日本的妻小，冲破重重阻挠，秘密登上归国的航船，上演了现实版的“别妇抛雏断藕丝”。
郭沫若回到上海后，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声明：“沫若为赴国难而来，当为祖国而牺牲”。还说，平常自己是拿笔杆干，而这次回来，必要时可以拿起枪杆子与敌人战斗。这份誓言并非空谈——回来后他立即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，担任了上海市救亡协会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工作。
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的领导下，郭沫若领导夏衍等人以救亡协会的名义创办《救亡日报》，亲笔题写了报头，并撰写了大量政论、时评、杂感、战地通讯和诗歌作品，使《救亡日报》成为宣传抗日、鼓动抗日的重要阵地，极大地鼓舞了上海乃至全国军民的抗战爱国情绪。
1938年2月，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成立，并吸纳了部分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加入，郭沫若被任命为第三厅厅长，在郭沫若的不懈努力下，第三厅迅速集结起一支涵盖思想、文艺、学术各界精英的强大队伍，成为抗战时期文化战线的坚实堡垒。
在武汉会战期间，第三厅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抗战宣传活动，在临时陪都武汉举办了“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”活动，包括宣讲、美术、电影、歌咏、戏剧、游行等多种宣传形式。郭沫若在开幕式上表示，中国人民抱有牺牲的决断，愿意和战事一线的官兵同牺牲。人们与敌人在精神上展开斗争，用呐喊摧毁了敌军的意志和胆量。
郭沫若认为，抗战必须动员人民大众，要依靠全国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打赢这场伟大的战争。为了鼓舞军民的抗战斗志，郭沫若日夜奔走，四处呼号。1941年“皖南事变”发生之后，郭沫若怒火中烧，义愤填膺地写道：“怒问苍苍果胡然？莫须有罪出连绵。伤心已见兰成艾，谗口竟教矩化圆。”无情批判了反共误国破坏抗战的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勾当。
此后不久，他又用10天的时间完成了著名的五幕历史剧《屈原》，该剧于1942年1月至2月在《中央日报》连载，4月初在重庆首次公开演出，轰动一时。
抗日战争期间，郭沫若用他战斗的笔，毫不留情地剖开顽固派虚伪的面具，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。
梅兰芳于1894年出生于北京，是20世纪杰出的京昆表演艺术家，享誉世界的中国戏曲艺术大师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梅兰芳留居香港、上海，在敌伪统治下蓄须明志，拒绝演出。
梅兰芳
蓄须明志不登台
梅兰芳故居位于梅兰芳纪念馆，坐落于德胜门内大街护国寺街9号，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。1951年梅兰芳入住这座幽静、安适的庭院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10年。循着梅兰芳纪念馆主题展厅的展陈脉络，可以窥见梅兰芳在抗日战争期间的凛然大义。
梅兰芳于1932年举家迁往上海，此时“九一八”事变已爆发。作为“四大名旦”之首，梅先生很快就改编创作了具有明显抗敌精神的作品——《生死恨》和《抗金兵》，这两部戏的历史背景都是发生在北宋末年，金兵大举入侵的时代。其中，《生死恨》中的“夜诉”是一场重头戏，除了梅兰芳的演唱如泣如诉、真切感人外，在服饰、道具、舞台布景等方面都非常用心，营造出凄凉哀婉的意境，衬托出韩玉娘国破家亡之下不但与亲人分离，忍受思念之苦，而且在肉体上也被人欺压蹂躏的悲惨景状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。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日军进攻上海，中国军队经过三个月浴血奋战被迫撤退，上海沦陷。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收买人心，想利用梅兰芳的国际声誉，由上海帮会中头面人物出面让他在电台播一次音，但梅兰芳以即将赴香港和内地演出为名，毅然予以回绝。为了防止敌人报复，他于1938年春借赴香港演出为名，决定停止演出。这段时间，他深居简出，对外声称嗓子已坏，不能再登舞台，以种花、养鸟、习画为娱，并在上嘴唇上留起了胡子（梅兰芳作为京剧旦角演员，职业要求需剃除胡须以塑造女性角色），而暗地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唱腔的练习、身段的锻炼。
正如梅兰芳纪念馆主题展厅的前言所写：梅兰芳之美，不仅在于其舞台风采更在于其进步思想和民族气节。从新文化运动前后排演的《一缕麻》《宦海潮》等直面封建礼教等社会问题的时装戏，到抗战初期的《生死恨》《抗金兵》等鼓舞全民族斗志的历史剧，都与时代变革相关，以家国兴亡为系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梅兰芳息歌罢舞、蓄须明志，其间靠典当和卖画为继，在民族危难关头展现出了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的崇高气节。
漫步西城的名人故居，斑驳的砖墙、古朴的陈设，处处都凝固着抗战岁月的热血与不屈。这些故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，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地，它们无声诉说着先辈们在危难时刻的担当与坚守，激励着后人从峥嵘岁月中汲取力量，让爱国情怀与抗争精神，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。
参考资料：
《关于鲁迅与抗战的几个问题》曹振华
《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》宋继和
《简析京剧艺人的抗战京剧（1931—1945）》陈清茹
不是母亲胜似母亲：宋庆龄与中国的儿童事业——新华网聚合财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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